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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850年代，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·拉斯金（John Ruskin）义愤填膺地写道：乘坐火车，我根本不能把它视为旅行;那只是被送到另一个地方，与包裹并没有什么两样。这位出身优渥，在牛津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艺术家，压根接受不了一群群经由火车这个黑怪物“打包”而来的乡下土包子对着历史古迹、艺术珍品指指点点、评头论足。

    这位艺术家还在沿用前辈如歌德等贵族的游历方式，处处有仆人陪同，车马舟船自雇，住宿自然也是在乡间贵族的古堡，而非跳蚤臭虫乱蹦，由过度热情的胖姑娘招待饮食的小旅馆。

    但总有人能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，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。喜欢搭乘火车的海涅在《马与驴》（Pferd und Esel ）中分别把贵族和平民比作白马和驴子，面对风驰电掣、呼啸而过的火车“马儿深深叹息哭诉着/驴子在这当中已/气定神闲地/吃了两颗蓟草球根”，贵族马瑟瑟发抖，担心自己被火车取代而被人类驱赶，失去粮草，即将被社会淘汰。平民驴则气定神闲、毫不在乎，任凭世界风云变幻，总能靠劳动赚碗饭吃。远在美洲大陆的马克·吐温在《傻子出国记》（The Innocents Abroad,詹宏志将其译为《土包子放洋记》）中大赞这种能让乡下人以便宜的代价进城参观水晶宫、开开眼界的发明。

    不管贵族们多么不待见这铁家伙，火车就这样喷着浓烟，呼啸着闯进了文学的世界。对火车没好感的狄更斯在1865 年差点因火车出轨意外毙命，这段不快的经历驱使他写成短篇小说《信号员》（The Signal-Man），成为迄今为止史上公认的最佳恐怖故事之一。狄更斯将火车视为吞噬一切的魔鬼，写下了长篇故事《董贝父子》（Dombey And Son）。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，分别在作品《白痴》（The Idiot）及《克鲁兹奏鸣曲》（The Kreutzer Sonata）中，安排长途火车为故事揭开序幕。但托尔斯泰万万没有料到，自己人生最终幕同样与铁路相关——八十二岁时，他为逃避妻子而离家出走，最终死于火车站。

    正如安娜·卡列尼娜在前往圣彼得堡的列车上，凝视着其他旅客出神地想到：究竟我是什么？我是我自己，还是别的什么女人？当我们坐在火车上，看到由连续的瞬间组成的画面，我们变得多愁善感，或发思古之幽情，或起怨女旷夫之恨，或是研究起人类的过去和未来，或是思考生命的存在与虚无。看到铁路边田里的水牛农夫，正在门口吃饭的老人，我们常常会想，他看到我了吗？他在想什么？他知道我在看他吗？多年以后，我会记得这个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眼神接触吗？在某个瞬间意识到车窗外不断后退的不仅仅是风景，也是我们正在流逝的生命啊。

    这种不间断的变换流动的景象引发的思考，正对准意识流的口味。1923年，伍尔夫发表了一篇关于现代小说的宣言——《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》，在点明现实主义已经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表达需要之后，为新文学做了一个范式：有一天晚上，她赶火车，车厢里有面对面坐着的一对老人，姑且称这位老太太为布朗太太吧！假如读者与布朗太太作伴，听到断断续续的谈话，那么，一天中千万个念头闪过脑中，在伍尔夫看来，火车俨然是新文学的象征了。

    漫漫旅途，车窗外再美的风景也会叫人觉得乏味，在疾速行进的列车上，如果没有旅伴聊天消遣，又不愿和陌生人交流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闭眼假寐，以期避开和对面旅客的尴尬对视。

   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？希弗尔布施（Wolfgang Schivelbusch）在他的《铁道之旅：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》中，收集了乘客对此种情况的投诉，有位乘客投书《铁路时报》（The Railing Times），要求改装座椅：“说起铁道车厢的内部安排，我恳切地向公众建议，在每辆车上都能够让一些车厢装合在一起，从而使乘客能够背靠背地坐着，这会比连续坐上三四个小时一直研究别人的面相，又找不到更好的消遣，要舒服的多”。

    这位自称为“债务禁锢与旅行监禁的敌人”的乘客没有达成他的目标，倒是后来的地铁改成了平行座椅，但是大家还是面对面的相看两厌。不像我们的年代，大家戴上耳机，沉浸在手机里，基本上就可以与周围的人隔绝。那时还在纯真年代的英国人习惯于平静宁和的乡村，生活在以教堂为中心的村子里，在西风带气候滋养下的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散步，看雪白的羊群滚动，一派乡村牧歌的生活图景，压根不知道如何自然舒适地和陌生人共处在狭窄封闭的车厢里，更别提三言两语之后加微信卖面膜之类的了。

    所以，在旅途中，一本适合消遣的书是必须的，新的阅读需求由此产生。

    敏锐的商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机，最早的是W.H.史密斯（W.H.Smith）公司于1848年在伦敦的尤斯敦火车站（Euston Station）开办了第一个火车站书报摊，全称W.H.史密斯书报订阅图书馆（W.H.Smith&Books Subscription Library），精英书报的售卖和征订业务，依据流传下的书页广告来看，销售范围包括艺术、传记、旅行、小说、诗歌、科技类等重要作品，还有主流的杂志和评论。

    以一本流传至今的1861年出版的德国小说家恩斯特·菲利普·卡尔·朗伊（Ernst Philipp K. Lange）以笔名菲利普·盖伦（Philip Galen）所写的《圣詹姆斯的疯子》（The Madman of St. James）为例，书前书后都有许多分种类的新书资讯，最佳作家最佳作品销售榜，封底是大仲马小说的推介广告。据书中分店情况介绍，伴随着铁路在英国的铺设，在当时已经有超过160家连锁书报摊了。并且发展海外业务，在爱尔兰都柏林的Principal火车站设有分店。

    W.H.史密斯的成功引起了其他人的效仿，出版商罗德里奇（Routledge）紧随其后，创办了罗德里奇铁路图书馆（Routledge's Railway Library），开展图书售卖和出租业务。在1850到1860年代，是其辉煌时期，当时发行的黄皮书系列（Yellow back）包括了从简·奥斯汀到艾德蒙·亚特斯（Edmund Yates）等120位作家的作品。在1853年，该公司以两万英镑买下爱德华·布沃尔·立顿（Edward Bulwer Lytton）作品平价版的发行权，第一年仅《爱德华小说自选集》就卖出了两万六千册，作家和出版商都获得了很好的利润，铁路在其中可算居功至伟。

    在法国，1852年路易·阿歇特创办了名为铁路图书馆（Bibliothèques des Chemins de Fer）的书店，并在法国******的许可下垄断了全国火车站的图书经营生意，直到今天，阿歇特仍然持有连锁书报摊“赫雷”（Relais）。

    高铁让大家实现了说走就走的愿望，但是你却难防说不挪窝就不挪窝的霸座博士，任尔凭票就坐，我自岿然不动。还有那忘我嗨歌的大妈;热心分享剧集的外放小哥;高仿港台腔撒娇发嗲的直播党。火车之旅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不到上车那一刻，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“奇葩”坐在你的隔壁。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火车乘客，可能比你更担惊受怕，因为他们还要面对随时发生的狂躁病患——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。

    火车站（The Railway Station），威廉·包威尔·弗里斯（William Powell Frith ），1862 年。最右侧两名头戴礼帽的警探抓住企图乘火车逃走的嫌犯，虽然衣着整齐，但是鞋子上的泥巴露出了破绽。画家将前景接近90个人物分为三个大群描绘在画面中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阶级、个性，不同的目的地，当然，还有不同的故事。图片来源： Royal Holloway, University of London.

    当时一些医生认为，快速运行且晃动的车厢有损健康，容易引起精神上的狂躁。自1860至1870年代，报章杂志开始出现关于火车乘客怪异行为的报道，通常是描述看起来很镇定的人搭乘火车后，突然身体不受控制，狂躁症发作，甚至于要跳出车窗。当时的医学期刊非常关注这种现象，并希望找出检测潜在火车疯子的方法;媒体也相当热衷新鲜耸动的消息，并开始大篇幅地报道，让“不列颠火车狂人”的故事飞到大洋彼岸。一名“美国旅行者”于是携带左轮手***乘坐火车，原因是害怕遇到疯子。

    有人在火车上狂躁症发作，当然也少不了小偷小摸，还有密谋******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侦探小说，身临其境的刺激感一定很强。推理作家们才不会放弃这绝好的素材，拼命地添油加醋，夸张地渲染这种陌生环境中的局促不安。

    最杰出的推理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她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是火车推理故事的经典，开往千年古都伊斯坦布尔的豪华客车上，看似毫无联系的乘客，离奇死亡的书商，大侦探波洛缜密的推理，本以为即将真相大白，但却愈加扑朔迷离，人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，人人却都有嫌疑。

    正如推理小说中的案情常常发生在海滨小城、荒村古堡、悬崖山庄，这些地方同车厢一样，都是远离主流社会的封闭空间，暂时避开了主流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监管，犯罪容易滋生。也正是这种环境，才能让波洛这样退休又不受重用的侦探，得以放开手脚，在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上游走。同时，这种情况也远离了先进技术，侦探的细微观察和缜密逻辑成为破案的主要工具，情节上也更引人入胜。

    在《她的蓝色火车之谜》、《ABC谋杀案》中，火车都是其中的重要线索。亚瑟·柯南道尔笔下，火车旅行也时常是犯罪事件上演的地方，《巴什克维尔的猎犬》中是火车用来揭示或者隐藏罪恶的典型。《铜山毛榉案》中，福尔摩斯要求华生查看案发当月全英所有列车记录，犯罪与办案都受到火车的影响。威尔基·柯林斯的不少故事中，火车也占有吃重的角色。

    2018年播出的电视剧《莫斯科行动》，让观众了解了1990年代初，那些发生在中俄国际班列上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，不少父母又一次给在外打拼的孩子讲授出门在外，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的古训。

    不同于火车站的进进出出、人来人往的极大不确定性，虽然车厢是在移动的，但是在一定时间内，车厢是相对封闭的。一旦如“中俄列车大劫案”中，列车驶入蒙古国境内，处于没有警力监管的法外之地;或者遇到紧急情况，比如荒漠脱轨、深山泥石流、荒原暴风雪等;再或者是电影《釜山行》那样的丧尸入侵，极易形成道德和法律上的“无人区”。

    马克·吐温《火车上的吃人事件》描述了一群西装笔挺的美国绅士，在因为暴风雪停驶的列车上，为了解决食物问题，在经过了题名、复议、修改提案、自由讨论、表决修正案到投票选举的严格的民主程序后，选出作为食物的同伴——其本人也有权参与投票，面对这些食物，大家各自点评是否可口，自然有肉质不佳的牺牲者被嫌弃。读完叫人毛骨悚然，惊惧不安。虽然作者意在嘲讽美国式议会民主，却不由得叫人想起八年前，鲁荣渔船2682号上的那句话“剩下的人想要活命，必须沾点血”。此外，托马斯·曼恩《火车事故》，芥川龙之介的《橘子》、黄春明《看海的日子》都是车厢中人性刻画的佳作。

    飞驰平稳的高铁不仅象征着惊人的中国速度，也承载着中国人的自豪感。回顾历史，近代以来，中国人对于铁路的情感却相当复杂。从中国第一条铁路被清******赎买后全部拆除和唐胥铁路上马拉火车，到詹天佑设计修建京张铁路，挽回民族尊严。从保路运动促成武昌首义推翻清******，到孙中山著《建国方略》，振兴铁路。火车就这样和近代中国政治、社会纠缠在一起。

    虽然作为先进技术的火车是先贤们所期望的，但是这种技术的所有者也是欺辱我们的列强，在情感上当然也还有抵制。比如吴趼人的《后石头记》中，“文明境界”里的老少年对火车的按时开动，大加指责，认为是不通人性，不能按人的需求随到随走，乍看之下，还以为是某位力阻高铁的壮士自白宣言呢。按时、守时是工业文明下人们生活必备的准则，正是为了确保铁路的准时，各地之间的时钟也都统一了起来。追求进步文明的吴趼人却借老少年之口称之为“野蛮办法”，正如陈建华所说，是“仍有文化抵制心理”。陈蝶仙的《新酒痕》、孙俍工的《旅行》和冯沅君的《旅行》，分别呈现了火车在社会变化和女子解放上的象征意义。

    《新酒痕》，陈蝶仙著，连载于《小说画报》，1917年。描写民初老“沪漂”赵伯人在上海没有混出名堂，乘火车回杭州“奔走救国”，以求在民初的混乱中捞取好处。列车开出，上车的有无耻吹牛的政客，冒充学生的***女，自称辛亥功臣的混混老太婆，还有报馆编辑、商人、相士等各路人物，组成了民初社会的写实剧。插图呈现的是赵伯仁不舍得扔下两块钱新买的马桶，就搬上车厢，带回杭州老家使用。

    改革开放后，不同社会群体因为经济文化上的区别开始产生隔阂，阿城小说《卧铺》中，善良淳朴、渴望文化的河南军人，读着诗集却冷漠不尊重人的女文青，热心的农村大爷，出差干部的“我”。虽然同在一个车厢，但分明是四种不能互相了解的群体，尤其是河南军人与女文青的冲突情节，更显得不同群体间的隔膜与误会在不断加大，曾经农业社会的温情，就这样消失了。

    诗人于坚的散文《火车记》刻画渲染得十分精彩，真是高铁未普及前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坐火车的最生动描写。购票前的慌乱，出发前父母的过度紧张，车站的混乱，上车后复杂的人际关系——无端的热情会引起猜疑，但是过分的疏离会引起众人的孤立，后果更加严重：如果有人公然无视这种安全感的保护，拒绝加入这六个人的党（指卧铺车厢里的六个人），自命清高，那么该人立即会成为公敌，被孤立起来;中午卖饭的车来了，不提醒他，由他饿着肚子呼呼大睡;有人翻他的财产，装着没看见;他上厕所，得提着财产去，没人愿意替他代眼。在一个远离同乡、熟人、******、领导并且永不固定、永远在流动的场合，人本来可以自行其事，却发现他仍然不能放任自流，他在任何地方脱离群众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诗人所描写的人物、景物、情感都如此直接，如此真实。估计每一位有过绿皮车经验的读者都会击节赞赏，追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巨变中，红红火火的社会发展与缓慢转变的人情社会。

    作为飞机乘客，受困在两万英尺高空的窄狭座位上，过于“离地”又难言“贴地”的真切感受;轮船只会把你孤立在无边汪洋;公交使人身陷车水马龙的路面交通，欠了抽身的可能。

    所以，在今天，我们仍然认为，火车始终是阅读体验最佳的比喻。因为火车足够贴地，让人饱览窗外景色之余，还能够保持适度安全距离。正如读者与书本的关系，再投入也不用为角色承担任何责任。很多作家写作时，同样追求这种亦近亦远的距离，把自己锁在房内振笔疾书，与角色发展一段亲密关系。伍尔夫在 1919 年的短篇小说《吊唁》（Sympathy）中，便准确描述出这种微妙关系：

    在一列特快列车上，我看到山丘和田野，看到一位带着镰刀的男人，在我们驶经的时候，隔着篱笆抬起头来，一对恋人躺卧草地上，毫无避忌地盯着我。一些重担由此放下、一些障碍由此扫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