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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青铜技术从何来

    最新版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第五课在介绍青铜器时,主要侧重于“青铜器的高超工艺”。课文称:

    “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仅种类丰富,数量众多,而且制作工艺高超。当时的工匠已准确掌握了铜、锡、铅的比例,用来制造不同用途的器具。在铸造技术上,采用‘泥范铸造法’,经过制模、雕刻纹饰、翻制泥范、高温焙烧、脚注金属液体、加工修正等工艺制成。到商代后期,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宏大,而且组织严密,分工细致,能够铸造出大型器物。如司母戊鼎,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,重达832.84千克,铸造这样硕大的器物,工艺十分复杂,需要很多人协同合作才能完成。”

    以上叙述集中于青铜器的铸造工艺,对于青铜技术(包括从矿石中冶炼出铜、与其他金属按比例混合而为青铜)的由来,教科书并未言及,是一个值得补充的问题。其实,我们今天在国内博物馆所见的鼎、尊之类的精美铜器,一般晚至商周时期(约公元前1600—前256年)才出现。而在此之前,青铜技术已在中国发展了3000多年。目前,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铜器,是陕西“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”出土的铜片(铜锌合金),其年代被定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。在华北及黄河中下游众多遗址也有铜渣、铜片、铜锥发现,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——前2000年之间。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,如刀、爵、戈等,各地域出现的时间不一。

    在中原地区,最早出现于河南“二里头文化遗址”,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——前1500年。除青铜器外,二里头遗址还发现很多与铸铜有关的陶范、化铜炉壁、铜渣等。学界较普遍认为,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,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。

    在西北地区,甘肃“马家窑文化遗址”出土的一把青铜刀,属铜锡合金,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,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。七年级历史教科书(部编本)第五课《青铜器与甲骨文》提及的“齐家文化遗址”(主要位于甘肃、青海境内),在至少15处遗址,出土有130件以上的青铜器,经碳14测定,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——前1600年。在更靠西的“小河文化遗址”(位于新疆罗布泊沙漠中)、哈密天山北路墓地,也曾有大量青铜器被发现,其中包括一些砷铜合金,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——公元前2000年。

    简言之,就时间而言,中国境内各地域对青铜器的使用,西北地区远早于中原地区,自西北到中原,时间上存在着一条明显的早晚脉络。对于这种现象,学术界目前有两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是:西北地区青铜器,是独立发展而来,后传往中原地区。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,世界各地冶金史的发展,不一定都遵循“红铜—砷铜—锡青铜”的次序,在中国最早被利用的是黄铜(锌铜合金),而非红铜(纯铜)。

    有学者尝试通过实验来证明“用锌铜共生矿还原可以得到黄铜”,进而“从冶金技术的角度”来为早期出现黄铜提供依据。他们认为,先民最初可能只是通过巧合获得了这种矿石,后来不断积累经验,开始有意识地找寻孔雀石、锡石,从而提炼红铜或青铜。

    另有学者认为,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,虽然在时间上晚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,但中原地区更早的龙山文化发现有冶炼活动的遗迹。因此,二里头未必是中原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区,只是作为当时的“中心之都”,生产出了最高水准的青铜器。进而得出推论认为: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马家窑文化,经过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1000多年的发展,达到殷商时期的鼎盛。

    这些学者相信,“中原地区至今还没有发现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”,可能只是“考古工作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”。遗憾的是,迄今为止,中原地区确实尚未发现早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。第二种解释是: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,是由欧亚草原地区传入,西北地区是这条传播路线的重要中转站。有学者研究发现,二里头遗址一、二期出土的少量青铜工具、兵器等,和齐家文化风格相近,两者之间或有承继关系。而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,极可能来自欧亚草原地区。

    另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,中国“夏家店下层文化”和“朱开沟文化”遗址出土的带喇叭口的耳环,往西一直到欧亚大草原地区都有发现。由此推测,公元前3000年左右,冶金技术从西伯利亚传入新疆东部,再经河西走廊、甘肃东南部,才传到中原地区。

    海外学术界也有意见认为,二里头三期铜镜上的十字纹饰和齐家文化铜镜上的七角星几何纹饰,很像阿富汗北部巴克特利亚(Bcatria)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;二里头的铜爵、铜瓢等,是以伊朗西南部的沙赫德(Shahda)遗址的铜器为原型;……其结论是,巴克特利亚的青铜文明,经西伯利亚,最后才传到中原地区。

    简言之,中国的青铜技术,究竟是独立发展,还是自外部传入(并在本土有所演进),学术界目前尚存争议。彻底厘清这个问题,有待中国境内更多青铜器的出土。